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显得格外贫乏。中学时代，我开始自学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技巧。我当时最喜欢制作竹笛，放假时还会抓蛇，用蛇皮蒙上胡琴。期间，每个地区都在演出“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发现并带来的。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但家人却反对我从艺。尽管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还是“偶然之间”进入了剧团，成为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求，我逐渐尝试作曲，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们喜爱，这增强了我的信心。在21岁那年，我已经能独立完成作曲、配器和指挥小戏的创作工作。高考恢复后，我又开始考虑继续教育。但1981年，当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设招生时，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激烈竞争中，我作为安徽唯一的一位学生成功录取，并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学习。“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氛围非常好，那时候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非常重，不仅是为自己，更是想让中国音乐更加完善。”毕业后，即使有机会留校，也选择回到岳西，从事专业黄梅戏作曲工作。
1991年推出了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这是我参与创作的一个重要作品。在为这部作品作曲时，最让我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融入现代感与时代精神。我在音乐上融合了电声音乐元素，还吸收了淮剧特色，把宝玉黛玉情感层次展现出来。他说：“这里面突然出现张弛和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我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来塑造。”这部戏获得了较高评价，使我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而1998年的《秋千架》更是我把其他艺术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证明。他充分发挥黄梅戲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风格，为当代戏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这场景成了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实验，而我成为了戲劇創作者界的先锋，被视為“很好的叛徒，很好的繼承者”。
除了创作戏剧之外，我也进行学术研究。我主要著述包括：《黃梅戲通論》的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於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並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吳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高雅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豐富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古典劇目。在一個多元時代，藝術需要個性化，有地方性的探索，要更多嘗試更多跋涉。那時我們民族藝術遇到了空前的挑戰。我真切地感受到年輕人對傳統藝術輕視遠離。我們怎麼與年輕人對話？不能只滿足於傳統藝術老腔老調，而應該創新。”
其主要作品包括：黄梅戏舞台剧《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等；黄梅影片《徽商情緣》、《母老虎上轎》；黄梅电视剧《貂蝉》、《朝霞滿天》（平湖秋月）；儿童话 《男子漢行動》（男子汉行动）。曾獲獎項包括：文华大奖（两次）、国家广电总局华表奖（飞天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