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时光里，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山区，那里的文化氛围相对贫乏。中学时代，我开始自学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和笛子，逐渐掌握了一些音乐技巧。在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制作竹笛，还会抓蛇取皮来保护我的胡琴。那是一个演绎样板戏的热潮期间，岳西剧团扩招新成员，我几乎是被他们选中的。当时我成绩优秀，但家人却不支持我从艺。我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却还是“无意中”加入了剧团成为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的表演需求，我逐渐尝试创作音乐，并意外地写出了受演员欢迎的唱段和歌曲，这增强了我的自信心。21岁时，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小戏的作曲、配器和指挥工作。随着高考制度恢复，我又开始思考继续教育的问题。在1981年，当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时，竞争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可供争夺。我通过层层筛选，最终成为安徽唯一入学者，在那里师从何占豪、刘如曾等著名教授学习。“上海音乐学院那种学习氛围让我感到很重，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提升中国音乐艺术。”
毕业后，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故乡岳西，从事专业黄梅戏作曲工作。在1991年推出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项重要成就。当时为《红楼梦》谱写背景音乐时，我深思如何将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在音乐方面，我吸收了电声音乐元素，同时也融入了淮剧特点，以宝玉的心理活动层次展开。这部作品在创新的程度上获得了高度评价，使我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的《秋千架》更是证明了我的创新能力，将其他音响元素巧妙地融入黄梅戏中。我运用黄梅戏独有的抒情风格，并借鉴西方歌剧及百老汇风格，为当代戏曲注入娱乐与喜悦。这一结合体成了地方戏与现代舞蹈之间的一个试验，而我成为了这领域内“前卫”的代表，被视为既有勇气挑战传统，又能继承古典美的人物。
除了编导之职，还致力于学术研究，其主要论著包括：《关于程长庚对京剧发展贡献分析——兼及皮黄腔在安徽地区的交融》、《探讨角色的音色塑造技巧》等。此外还担任《中国戲劇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责任编辑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编。“黃梅戲是一種吴楚風味、質樸風格、青春氣息與通俗化藝術結合體，它們都是寶貴財富。但要想發展，就不能僅依賴於經典劇目。現在是一個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具有一個性、一地方性，要嘗試更多、新奇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