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显得格外贫乏。中学时期，我开始尝试着自己琢磨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和笛子，逐渐也摸索出了些许音乐的技巧。当时我特别喜欢制作竹笛，在放假期间还会抓蛇，取出蛇皮后用它来蒙覆我的胡琴。在那个时代，每个地区都在演绎“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发现并带入剧团成为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求，我逐渐开始尝试作曲，没有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竟然深受演员们喜爱，这让我的自信大增。我21岁那年，就能够独立完成作曲、配器和指挥的小戏。随着高考制度恢复，我对大学教育又产生了兴趣。在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设招生，这是一个极具竞争性的机会，只有华东地区八个名额可供争夺。我通过层层选拔，最终作为安徽唯一的一位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师从何占豪、刘如曾等著名教授。这段学习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学术氛围之佳，不仅为个人负责，更想贡献自己的力量去推动中国音乐事业发展。

毕业后，即便有留校机会，我选择回到了岳西，为专业黄梅戏作曲奠定了基础。1991年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个重要作品。在为这部作品谱写音乐时，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赋予其现代感与时代性。我融入了一些电声音乐元素，以及淮剧的特点，将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细致展开。此举获得了较高评价，并让我荣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的《秋千架》更是证明了我将其他艺术形式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我利用黄梅戲抒情特点，同时借鉴西洋歌剧及美国百老汇音樂劇，以此努力为当代戲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这部作品成为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试验，使我成为戲劇創作界中一位前卫者，被视为既是好的叛徒，也是优秀继承人之一。

除了进行戏剧创作工作以外，我还专注于学术研究。发表过多篇论著、论文及编著，如《黄梅戲通論》的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的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并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一種吴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经典虽是黄梅戏宝贵财富，但要想发展就不能仅依赖于经典剧目。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我们需要有更多尝试，有更多跋涉。而现在我们的民族艺术面临空前的压力，我真切地感觉到年轻人对我们这些传统艺人的轻视与远离。如果我们想要接触他们，就不能只满足于旧有的风格，而应该创新。作为一个作曲家，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和观众的心理状态去选择最合适的手法，让我们的艺术更加常变常新。

至今为止，其主要创作者包括：舞台剧《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影片版《徽商情緣》、《母老虎上轎》，电视系列片《貂蝉》、《朝霞滿天》、《平湖秋月》，以及儿童话谜语小品节目《男子漢行動》（Men's Action）。曾获得单项奖项包括：文华大奖（两次）、中国文学学会优秀小说奖（一次）以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华表奖。此外，还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是国家级别的大型项目认证。而集体荣誉则包含国家级别的大型项目认证飞天奖，以及省级社会科学成果评选最佳论文等多项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