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年轻时就开始自己摆弄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摸到了一些音乐的窍门。那个时候我喜欢做竹笛，下放时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样板戏”期间各地都在演，这让岳西剧团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着考大学，但家里也反对我从艺。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最终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团里表演的需要，我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的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我21岁就可以写出小戏，作曲、配器、指挥都能独立完成。在恢复高考后，我考大学的想法又开始萌动了。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当竞争非常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中只有安徽一个学生如我通过层层考试入读，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共学。我毕业后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走上专业黄梅戏作曲之路。

1991年推出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那时为《红楼梦》作曲时，我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其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吸收了一些淮剧元素，把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这部戏剧在音乐创作上获得较高评价，也因此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而1998年创作并引起轰动的《秋千架》，更加证明了我有着把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超强实力。我充分发挥黄梅戲的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美国百老汇音乐剧的艺术特色，为当代戲曲注入娱乐、喜劇性。这成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成為戲劇創作者界“前衛”的代表，被看為是“很好的叛徒，很好的繼承者”。

此外，在进行戏剧创 作 的同时我还进行学术研究。我的主要论著、论文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并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中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吴楚文化、质朴文化、青春文化、高雅文学，是一种通俗易懂的人民艺术形式。”经典是黄梅戏宝贵财富，但是要想发展就不能仅仅依赖于经典剧目。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大环境下，我们民族艺术面临空前的挑战。我真切地感觉到年轻人对于我们这一行业远离与轻视。但我们如何与年轻人对话？不能光满足于传统老腔老调，而要创新。作为一位专职黄梅戏编导和编词人员，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选择适合方式方法，要常变常新。

我的主要作品包括：舞台剧《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影片）、電視劇《貂蝉》（电视版）、兒童樂園節目（儿童节目）等。此外，还有一系列关于黄梅话语体系构建及传播策略研究工作，以及参与制作的地方风味影视作品，如电影《徽商情缘》（电影）以及电视连续短篇故事片集。这些努力不仅提升了个人水平，而且为整个国家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人类文明带来了更多美好内容和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