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一直是一个历史上的谜团，文献中记载着各种说法，但缺乏确凿的证据。以下是两种主要的说法，以供参考。一种出自《尚书大传·虞传》，其中提到：“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根据郑注，这里的“州”有四十三万二千家，是虞夏时期的人口总数。如果每个家庭平均有五人，那么全国人口约216万。但这种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夏代并不存在，即使在商代的金文和甲骨文中，也未见到“邻”、“里”等字眼；“朋”字仅用来称贝；“都”字最早出现于西周金文，而商代则称王都为大邑或大邑商；“师”是军队之称；“州”是族名兼地名。因此，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
另一种解释出自《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记载了禹平水土之后的人口情况：“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到了涂山之会时，有万国参加。而到了夏朝衰落时期，“少康中兴”，再次恢复了禹时代的情况。在孔甲至桀统治期间，“诸侯相兼”，最后汤受命，只能保留下3000余国。当汤灭亡纣王后，对诸侯进行重新分封，一共有1073个国家。直到周公辅佐成王，使得刑罚更正、人民增加至31507123人，比禹时代多16.1万人。此外，在殷朝六百余年间，由于损益不明确，没有详细记录，因此无法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当谈及殷朝从夏朝继承期间的人口变化时，该段文字指出了没有具体史料可依据。这也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此外，还有一些先秦文献提到了 夏、商时代各国繁盛，如左传中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战国策中的“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这些描述虽然夸张，但反映了当时社会实际状况，即众多小型国家分布在各地。
尽管这个说法将民数推算到了百位数字，并且不同时间点的人口差异仅三个数字（923），但它强调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数变化特点，以及使用单纯人口统计单位，而非以户计，这些都是早期人口调查的一部分特征。因此，此说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不应轻易否定。按照此计算，从总体上看，从夏初到商初，每个方国平均只有1300多人；随后由于众多国家相互融合和人口增长，在商末周初，每个方国平均人口增至近8000人。如果以3000余国计算，则全国总人口约400万左右。在成汤建立周之前，大致也有同样的数量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