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历史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回顾福王朱常洵如何一步步地挖空了大明江山的根基。作为万历第三子，朱常洵是由母亲郑贵妃所生，他的出生为后来的皇室继承权争夺带来了巨大的波动。在那个时代，按照朱元璋立下的规矩，“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然而，万历帝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对长子的偏见导致他迟迟未能将自己的长子朱常洛确立为太子，而是倾向于让心爱之人的儿子成为太子。
尽管这违背了祖制，并遭到了许多正直的大臣们批评，但最终万历还是被迫接受了祖制的安排，将长子的位置给予了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随着废长立幼失去可能性的失败，万历只得封朱常洵为福王，以此作为补偿，他在其封地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银两28万两，这个数额超过了十倍。
然而，在留京期间，对批评者的回应是“留中不发”，直到他将近29岁才被送往就藩。而在他的就藩过程中，又获得慷慨无比的赏赐——四万顷良田，这个数额虽然后来减少至两万顷仍然是个惊人数字。尽管如此，福王仍旧觉得不足，而且还请求把张居正家的家产、沿江税收和四川盐茶税收入转给自己，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国库储备。
更糟糕的是，由于允许福王销售淮盐，使得河东盐市场受损，从而影响到边关军饷的问题。这意味着为了儿子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伤害了国家财政，一方面也间接削弱了边防力量。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行为对于明朝来说是一种自杀性质的手段，最终导致明朝衰落甚至灭亡。在崇祯年代，即使亲族关系上也是今上的叔叔级别，但由于缺乏实际政治参与和管理能力，只能享受荣华富贵，却无法真正参与治理国家。《明史》记载显示他日以闭阁饮酒，不愿意涉足政治事务，更喜欢与美女倡乐等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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