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王朝。特点就是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因为在元朝，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因此，元代言官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
看看元朝的大臣们，都没有被这些言官“骂”过？如脱脱、伯颜、忽必烈等，大元帝国如果没有这些言官，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你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职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说起来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话题由来已久。但其实，与其说明朝亡于万历，更应说明朝早已因无休止的声音声援而走向末路。这场声音，它既包括了对当权者的批评，也包含了对政治体制本身的一种反思与质疑，但最终，这些声音却未能够引起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或变革，只留下了一片充满讽刺和嘲弄的话语。
敢于直接面对皇上，并毫不留情地指责，在中国历史上以元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经写了一篇《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忽必烈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他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大汗。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更像是人身攻击或者诽谤侵害名誉。但忽必烈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此后，他依然继续他的统治道路，而那些群狼式围攻和暴风雨式谩骂，却成了常态之一。
从那以后，对这种群狼式围攻和暴风雨式谩骂，无力再做回应的大汗只能选择沉默，或是在现实中寻求逃避的手段。而对于那些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类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责任所在，以至于连自己都变得迷失方向。直到最后，那些声音终于随着一个又一个事件一起消散，最终成为一种遗憾，是一种深深渴望却无法实现的情感，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声音——即使世界已经变换样貌，那些声音仍旧停留在我们的耳边，每一次呼吸间都伴随着它们的心跳般频率。这便是我想要表达的一切，即使时间流逝，我们依然难以忘怀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它带来的影响与变化。而对于那些曾经试图用语言去影响甚至改变一切的人来说，他们或许会发现，在这个世界里，有时候，用更坚定的行动去追求更大的目标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勇敢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