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受到父辈影响，深厚的戏曲兴趣促使我从小便对京剧有着浓厚的热爱。1913年，我毕业于浙江四明会计专科学校，并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计核局担任职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依然抽空学习《捉放曹》等须生戏，并与当时京华名角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包括溥侗、朱素云、孙菊仙和赵子敬，他们都是我的知交好友。我不仅常去听他们表演，还经常写剧评和剧讯。
四年间，我开始撰写《燕尘菊影录》，记录了许多伶人的生平故事。十五年后，我又编著了《菊部丛谈》，这本书由大东书店出版，梅兰芳题签书名，贾璧云为其绘制封面。这本书深入探讨了“歌剧之趋势、伶工之派别及艺术之源流”，内容翔实丰富，为保存我国宝贵戏曲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十四年前后，我还曾主编过《武进商报》的“戏剧特刊”。在上海交通银行期间，与张古愚合作编辑了《戏剧旬刊》、《十日戏剧》等多份期刊。此外，在上海，《半月戏剧》、《戲劇旬刊》的编辑岗位上，也是我荣获机会的一部分。我以肖伧、倩倩室主、玉泓、霜红以及天隐庐主人等笔名，为各类报纸撰写了一千多篇关于京剧的评论文章。与冯小隐、冯叔鸾以及郑过宜并称为“四大评弹家”，也被誉为“四大金刚”。
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告伶界及梨园界》的文章，这篇文章极力赞扬那些坚持民族气节，不演坏戏的人物，如程砚秋和梅兰芳，这番言论在整个戲劇界引起了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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