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早年就开始自己试着弹奏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学会了一些音乐的技巧。我特别喜欢做竹笛，在放假时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期间各地都在演“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考大学，但家里却反对我从艺。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剧团表演的需要，我开始尝试作曲，没有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21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写出小戏，作曲、配器、指挥都能独立完成。恢复高考后，我考大学的想法又重新燃起了。在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竞争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了层层考试，作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氛围特别好，我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为自己，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毕业后，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走上专业黄梅戏作曲道路。

1991年推出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当时为《红楼梦》作曲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其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吸收了一些淮剧元素，把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我说：“在这里，有突然张弛和突然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我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来打造。”这部戏剧获得较高评价，也让我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而1998年创作并引起轰动的《秋千架》，更证明了我融入黄梅戲中的实力。我充分发挥黄梅戲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劇和美國百老匯音樂劇艺术特色，为当代戲曲注入娱乐喜劇性。这使得《秋千架》成为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而我成了戲劇創作者界「前衛」的代表，被看為「好的叛徒」、「好的繼承者」。

同时进行学术研究的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其主要论著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之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并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责任编辑，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编。“黃梅文化是吳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珍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多元時代中藝術需要個性化的地方性，要有更多嘗試，更多跋涉。在我們民族藝術面臨空前的壓力時，你真切地感到青年人對於藝術輕視遠離。我們怎麼與青年人對話？不能只滿足於古老腔調，而應該創新。”

其主要作品包括：黄梅戏舞台剧《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黄梅戏影片《徽商情緣》（含母老虎上轎）；电视剧版 黄梅歌舞 《四季美人》（含美江南）；儿童话本 《男子漢行動》（含當代變體）。曾获单项奖：國家文華獎（2次）、中國文聯第八屆中國舞台藝術節優秀創意獎。此外还有国家广电总局华表奖以及飞天奖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