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时光里，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区，那里的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中学时代开始尝试着自己弹奏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地也学会了一些音乐的技巧。“当时，我特别喜欢制作竹笛，放假的时候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用来蒙胡琴。”那时候各地都在演绎“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捡起来的。”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着考大学，但家里却不支持我从艺。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但我最终还是“无意中”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求，我逐渐开始尝试作曲，没有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非常受演员们欢迎，这让我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当我21岁的时候，就能独立完成作曲、配器、指挥的小戏。恢复高考后，我对上大学的梦想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在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对于这份机遇，我竞争激烈，最终作为安徽唯一一位学生被录取，并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这段时间在上海音乐学院度过，让我深刻体会到学习氛围之佳，每个人都肩负着重任，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

毕业后，当机会让我留校时，我决定放弃，因为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回到故乡，为黄梅戏贡献自己的力量。在1991年创作并上演了《红楼梦》这部重要作品。那时候，为《红楼梦》谱曲时，我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给它赋予时代感，与时代同步发展。在音乐上，我吸收了电声音乐的一些元素，还融入了一些淮剧的情调，将宝玉黛玉之间的心理活动层层展开。我说：“这里面突然出现张弛与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是以‘形散神不散’原则来打造出来的。”这部作品获得了较高评价，同时也使得我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的《秋千架》更是我艺术实力的巅峰之作。我尽量发挥黄梅戏独有的抒情特性，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的艺术特色，以此努力为当代戏曲注入娱乐和喜剧性的元素。《秋千架》成为中国地方戏与现代流行节目结合的一个新尝试，而我成为了这种前卫式创新的代表，被视为既有创新精神又有传统根基的人物。

除了进行舞台创作工作外，我还致力于学术研究。我的主要著述包括：《黄梅戏通论》的音乐章节、《探讨程长庚对京剧音乐贡献——兼及皮黄腔在安徽合流情况》、《构建黄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以及担任《中国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责任编辑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编。

关于黄梅文化，它本质上是一种吴楚文化、一种质朴美好的青春文化、一种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经典虽是宝贵财富，但要想发展就不能仅依赖古典剧目。在这个多元化世纪，我们需要个性化、地方特色，要有更多尝试和跋涉。而我们民族艺术现在正面临空前的挑战，在感到年轻人对于我们的轻视远离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去与他们沟通？不能只满足于老旧的声音，而必须创新。作为一名作曲家，我们应当根据劇本需要以及观众期待，从而选择最适合的手法方法，使其常变常新。

我的主要作品包括：黃梅戲舞台劇《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 《孔雀東南飛》等；黃梅戲影片中的《徽商情緣》， 《母老虎上轎》；黃梅戲電視劇中的 《貂蝉》， 《朝霞滿天》， 《平湖秋月》（這三個都是與其他藝術形式結合創新的）；黃梅歌舞中的 《四季美人》， 《美江南》（這兩首都是將傳統與現代結合）；兒童劇中，《男子漢行動》（這個也是試圖為小朋友們帶來娛樂）。

總共獲得過多個獎項，其中包括：中國文聯第八屆中國戲劇節優秀音樂創作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兩次）、國家文化局文華大獎、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華表獎及飛天獎。此外還獲選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之一，即黃梅調，這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榮譽，也是一次責任重大的事業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