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董其昌，生于1555年，逝于1637年，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是我一生中最为自豪的身份——明代书画家、书画鉴赏家兼书画理论家的称号。我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也被后人尊称为“董华亭”。在我的仕途中，我曾经是万历进士，并且担任了编修等职位，最终官至礼部尚书。此外，我还是太子太保，被谥文敏。
我对待艺术有着极高的追求，不仅擅长绘画，更擅长谈论和鉴别书画。我之所以能如此，这或许与我的才华俊逸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好奇心和对名理的热爱，以及我在书法上的深入研究。我的学术造诣让我能够广泛涉猎，从颜真卿到魏晋唐宋各个时代的名家，再到米芾，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行书方面，我倾向于古淡潇洒；楷書則融合了颜真卿那种率真的韵味；草書则植根於颜真卿《争座位》、《祭侄稿》，同时又融合了怀素圆劲和米芾跌宕不息的笔触。
人们常将我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列为“明末四大书家”，这份荣誉是我毕生的骄傲。通过我的创作，对明末清初的书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对于绘画艺术，我尤其推崇所谓的“南宗”，认为它是文人正脉。我总是自嘲地说，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就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也成为了后人的信条之一。
至今，有许多传世作品可以见证我的才艺，如《云山小隐图》卷藏故宫博物院，《遥山泼翠图》轴藏上海博物馆等。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手稿如《论画册》、《唐人诗卷》、《琵琶行诗卷》、《前后赤壁赋册》，其中最著名的是那本纸本墨迹《前后赤壁赋》，共101行，每行字数不同，一共分15幅，每幅27.4厘米高18.8厘米宽。这份珍品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此可看出我在塑造自己独特风格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以李邕为骨干强化整体气势，同时保持一种淡雅；以米南宫作为基本框架，却选择忽略变化，以简约来表现个性特点。
细致观察这些作品，你会发现它们结体宽绰而不失坚定，它们取自颜真卿之布白，而非强硬浮夸；笔势潇洒随意，却又避免过度拖沓。最难得的是，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能始终如一地维持这一风格，没有任何形式主义或模仿的心态，只是纯粹地表达了一己之见。这也是为什么说，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因为我成功证明了一种独特艺术实践方式，即一个作者自身独有的特色无法被简单复制或模仿，而只能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去达到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