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前夜，面对社会动荡和党起事的威胁，地方势力急需恢复秩序与维护治安。武昌起义后，各城市官员和社会精英对此忧虑加剧，他们寻求有效策略以应对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团练再次成为他们眼中救命稻草，但这一次是由社会精英自行组织的。
杭州，当地绅学界和商界分别通过浙江省谘议局与杭州商务总会于武昌起义10天后开始筹办民团和商团。然而，在短短4天内，由于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上的分歧，这两个群体最终分道扬镳，并未能实现“不分民团商团”的目标。此外，还有一些人试图效仿武昌的做法，而其他一些则受到来自湖北军政府的动员，但最终都因1911年11月4日党发动起事而告失败。
这一过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变革的期待以及努力进行自救的情景。除了杭州，在苏州、上海、广州、无锡、重庆等地，也有类似的活动正在进行。而顺天直隶谘议局甚至提出了创办民团的议案，并倡导成立民团和商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筹备过程中，与过去不同的是，以往乡绅为主导，而现在是新兴城市精英——支持立宪改革的人士以及经营近代工商业的人士担任领导角色。
此外，这段时间内有关辛亥时期城市精英筹备民兵或保卫行为的研究通常侧重于成功后的成果，而忽视了那些致力于维护市政秩序并防止党派冲突发生的人们。这场纷争不仅揭示了不同地区在社会大变动面临挑战时采取不同的反应方式，而且也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价值，对理解清末“绅商”群体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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