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官员犯罪被分为公罪和私罪。《宋刑统》中明确指出，“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而“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换句话说，上级的命令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也不怕受罚；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不可以贪赃枉法。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以儒家教义为准绳，是不能单纯为了利益而忽视原则。例如，《三朝北盟会编》卷191记载了一个低官杨炜批评副相李光：“某闻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这表明忠孝之道也必须符合原则，即使是对君主和父亲也不必盲目服从错误。
只有像范仲淹这样的哲人能够提炼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里，只有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的升迁荣辱，这种情操和修养才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表现。苏轼曾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这意味着如果平时就不能直言真话，那么面对危难又如何要求他死战到底？
尽管宋朝优待士大夫，但到了北宋末年，当金兵攻来，那些只知道歌功颂德却没有真正能力的人们露出了鼠辈本性。而那些真正能担当重任的人，如李纲和宗泽，他们因为直言上谬，被贬黜，却依然坚持正道行事。这两位人物正是在范仲淹所倡导的为官标准下生活并工作的典范。
朱熹评价范仲淹说，他“方厉廉耻，振作士气”，但他的影响并不普遍，对于多数士大夫来说，他所倡导的理念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便如此，对于少数精英来说，他留下的思想仍旧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有如包拯这样的人物虽然受到尊敬，但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影响力并不足以为全体士大夫树立榜样。而那些像李纲、宗泽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因直言而遭受打击，却依然保持着高洁的心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般例子。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真正伟大的领导者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