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时光里，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山区，那里的文化氛围相对贫乏。中学时代，我开始自学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和笛子，逐渐掌握了一些音乐技巧。在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制作竹笛，还会抓蛇取皮来保护我的胡琴。那是一个演绎“样板戏”的时代，每个地方都在上演这些戏曲，岳西剧团便扩大招生，我几乎被他们发现并带到了剧团。当时的我成绩优异，但家人却不支持我追求艺术。我虽然不是出于个人选择，但最终还是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求，我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的歌曲和唱段深受演员喜爱，这让我的信心大增。在21岁那年，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作曲、配器和指挥的小戏了。随着高考制度恢复，我又有了继续学习的想法。1981年，当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设招生时，即使竞争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可供争夺。我凭借努力，最终作为安徽唯一一位被录取者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并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学校的学习氛围让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提升中国音乐艺术。
毕业后，即便有机会留校研究，也决定回归到岳西，为专业黄梅戏作曲而努力。在1991年的《红楼梦》中，便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那时为此舞台剧谱写音乐时，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将其与当代同步。我融入电声音乐元素，同时也吸收淮剧特色，将宝玉的心理活动层层展现出来。这部作品因其创新性获得较高评价，并且赢得了“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而1998年的《秋千架》，更证明了我将其他艺术形式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我利用黄梅戏的情感特点，同时借鉴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风格，为现代戲曲注入娱乐与喜剧元素，使之成为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实验，被誉为戲劇創作界中的“前衛”代表，是一位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的人物。
除了编导舞台剧外，我还致力于学术研究，其主要著述包括《黄梅戲通論》的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的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並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一種吴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珍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今朝一個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個性化，有地方性的嘗試，更需跋涉進步。不管民族藝術遇到了空前的挑戰或壓力，都能真切感受到年輕人的輕視與遠離。他們如何對話？我們不能滿足於傳統老腔老調，而應該進行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