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早年就开始自己试着弹奏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学会了一些音乐的技巧。我当时特别喜欢做竹笛，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在“样板戏”盛行的时候，每个地方都在演出这些戏曲，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发现并带到剧团中的。虽然我学习成绩很好，家里也希望我能考大学，但最终我还是进入了剧团成为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表演需要，我渐渐尝试作曲，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非常受演员们欢迎，这增强了我的自信。21岁时，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作曲、配器、指挥的小戏。此后，当恢复高考后，我再次燃起考大学的梦想。在1981年，由于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竞争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而我通过层层考试作为安徽唯一的学生成功入学，并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当毕业后放弃留校机会返回岳西，从事专业黄梅戏创作工作时，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不仅为个人，也是为推动中国音乐发展。
1991年的《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在为这部作品作曲时，我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赋予其时代感与进步性。我在音乐上融合了一些电声音乐元素，还吸收了淮剧特点，将宝玉的心理活动层层展现出来。这部作品获得了较高评价，使得徐志远赢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而1998年的《秋千架》更是证明了他将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超强实力的能力。他利用黄梅戲抒情特点，同时借鉴西洋歌剧和美国百老汇音乐剧艺术特色，为当代戏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这使得《秋千架》成为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並讓徐志遠成為戲劇創作者界的“前衛”，並被視為對傳統戲曲有新的理解和貢獻的人物。
此外，徐志远还致力于学术研究，其主要论著包括：《黄梅戲通論》的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的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以及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岳西高腔分支主編》。他的觀點強調：“黃梅文化是一種質朴文化，它既具有青春氣息，又能夠滿足民眾的情感需求。但要發展，就不能僅依靠經典劇目；現在我們民族藝術面臨空前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