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生物脱氮研究的国际难题，推广我的新技术到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微生物催生了奇妙的反应，我从中破解了水污染治理密码。在2019年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获得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以科技之手，描绘美丽中国。我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
跨学科研究让我灵光一闪。我横跨化工机械、工程力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专业，是我国发酵工程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然后，我将研究方向锁定在环境工程上。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从未涉足过环境专业，但很快就入门。早在80年代，我注意到了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
面对氮磷超标引起的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时候，跨学科研究让我灵光一闪。我坚信，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到环境工程上，一定会找到一个突破口。通过脱氮微生物，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里看到了神奇的功效，但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现象，即有微生物能以氨氮为电子供体实现硝反硝反应。
1998年，我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理论——生物脱氮电子计量学。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和摸索，为解决国际上120余年的难题提供理论基础。但当时我的研究太超前，在相当长时间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过即便遇到质疑之声，也并没有中断。
我主动找设计院和企业合作，使理论变成了图纸，被应用于全国20余个省区实际工程中，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我主持研发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成为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得主，这也是他特别看重创新链条和创新生态原因所在。他眼中的“技术创新链”涵盖了科学理论创新、设备研制等诸多环节。
大地才是真正实验室的一个地方。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我看来，科研成果如果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就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大地上的论文写得更有生命力。2002年至今，无论是在污水处理建设还是农村污水处理与资源化技防难题解决方面，都一直是我工作重点之一。在贵州，“大生态”战略行动是我接连打不少漂亮仗，其中包括威宁草海之役。这次治理如今已见成效，让周少奇很是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