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生物脱氮领域的难题，推广应用于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微生物催生了奇妙反应，而我则从中揭开了水污染治理的秘密。2019年，我在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条道路漫长而艰辛，但我的科研之路已走过20多年。我就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
跨学科研究让我灵光一闪。我曾经学习理工科，同时也对哲学和历史感兴趣，从化工机械到工程力学，再到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我横跨多个专业。1996年，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后时，我从环境污染与治理开始，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很快就融入其中。
早在80年代，当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时，我注意到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传统脱氮除磷效率低下，往往还需化学药剂，这容易造成更大问题。我相信，只要适当调整条件，就能找到克星。在微生物中寻找解决方案，让我灵光一闪。
通过跨学术界背景，我发现了一种“硝反硝”反应，即微生物以氨氮为电子供体、硝氮为电子受体实现转变。这是我未能及时发表论文之前的一个遗憾。但经过1000多个日夜实验分析，我提出理论——生物脱氮电子计量学，并解锁了一系列方程和模型，为120余年的难题提供答案。
面对质疑，不怕吃闭门羹。我主动寻求设计院与企业合作，将理论转变成图纸，并被应用于全国20余省区实际工程中取得巨大效益。2009年，“含氮有机废水生物脱氮新技术与工程化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去年，他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是继宋宝安院士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人。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我认为，如果不能直接服务社会发展，便无法体现价值。“着眼于实际应用的科研成果，更有生命力。”2002年，被选派到贵州环境保护局挂职任助理，当时城市污水处理建设刚起步，他踏遍85个县市区，在推广示范和产业化上大展拳脚。
2012年成为贵州“成龙配套”引进紧缺高层次人才，从广东来到贵州工作。他针对西部地区60多年的农村污水处理难题提出了创新方案，并获得2016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支持。他在西部农村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在贵州，“大生态”是三大战略行动之一，他打下不少漂亮仗，其中包括威宁草海之役。在威宁草海综合治理过程中，他带领团队提出创新方案，以促进周边设施建设，使得濒危湖泊再现碧波荡漾，这让他感到欣慰。他指导培养了150多名博士生或硕士生，他们超过80%的研究课题是在工程现场进行或具有实际背景，这样获得的成果具有实践性和实用性，易于实现转化与产业化。（张楠、何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