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国际上生物脱氮研究领域120余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让我的新技术应用于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的污水治理工程。微生物催生了奇妙的反应，正是它们帮助我揭开了水污染治理的秘密。我在2019年度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了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对我20多年的科研成果的认可。
跨学科研究让我得以灵光一闪，我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到环境工程中，从而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我作为贵州科学院副院长，以科技之手绘制美丽中国。
钱学森曾提到过创新人才培养时，他认为艺术上的修养对于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这也是“跨界”思维产生灵感的地方。这一点深受我信奉。在从化工机械到哲学、历史等多个专业转换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跨界”的力量。
1996年，我开始在香港大学进行环境生物技术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在导师方汉平教授指导下，虽然起初完全没有接触过环境专业，但通过不断学习和实验，我很快就融入其中。早在80年代，当工业化进程加速时，我意识到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在城市化推进中城市污水排放量的大幅增加，以及传统工艺同步脱氮除磷效率低下的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就是微生物催生的奇妙反应让我的思路大开。当时，由于无法解释看到的情况，即微生物能以氨氮为电子供体、硝氮为电子受体实现生物脱氮转变为氨气，我将其命名为“硝反硝”反应，这其实就是近20多年来风靡学术界的厌氧氨氧化反应，只是我当时找不到相关参考文献，因此未能及时发表论文。
经过1000多个日夜实验和分析，1998年我提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理论——生物脱氮电子计量学。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和摸索，获得了一系列电子计量方程和系统计量模型，为解决国际上120余年难题奠定基础。尽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从未退缩，而是主动寻求设计院和企业合作，将理论迅速转变为图纸，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009年，“含氮有机废水生物脱氮新技术与工程化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去年，我又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是继宋宝安院士之后贵州第二位获得此殊荣的人。我相信，要服务社会，就要敢于走出书斋和实验室，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2002年，被选派到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挂职任局长助理，那时候刚好是城乡建设刚起步期，对抗着西部农村60多年的污水处理与资源化难题。在这里，大展拳脚，用自己的智慧打通了科技创新的全链条。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看重创新链条和创新生态，因为很多科研成果之所以走不出实验室，就是因为没有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创新链中的‘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