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生物脱氮研究的国际难题，推广我的新技术到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微生物催生了奇妙的反应，我从中破解了水污染治理密码。在2019年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获得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科研之路走了20多年，从台下走上颁奖台，只有几米之遥，但我的工作却影响深远。我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
跨界科研让我灵光一闪。通过脱氮微生物，我率先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里看到了神奇的功效。但当时传统理论和教科书不能完全解释这现象，所以我坚信，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到环境工程上，一定会找到一个突破口。
1996年，我到香港大学做环境生物技术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在导师方汉平教授的指导下，从未涉足过环境专业的一边学习，一边做实验。一边看教科书，一边进行实践，很快就入门。早在80年代，当我国开始新一轮工业化进程时，我就注意到了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但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50%左右。
面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时候，跨学科研究让我灵光一闪。我相信，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到环境工程上，一定会找到一个突破口。经过1000多个日夜实验和分析，我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理论——生物脱氮电子计量学。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和摸索，为解决国际上120余年的难题奠定基础，并获得了一系列电子计量方程和系统计量模型。
由于我的研究太超前，在相当长时间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过即便到了拿工资倒贴科研份上的情况，也没有退缩。这段旅途充满挑战与机遇，最终证明这是通往成果转化与实际应用的一条道路。在2002年，由中组部选派至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挂职任局长助理期间，以及2012年成为首席科学家领衔提出解决西部地区农村污水处理与资源化难题方案期间，都展现出我对于服务社会而不惧吃闭门羹的心态。
大地才是真正的地实验室。在这里，每一次实践都是一次创新，每一次创新都有可能带来新的发现。正如牛顿经典力学与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质能公式一样，最终实现成果转化并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要敢于走出书斋和实验室，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原因。而现在，这些努力得以认可，被授予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