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董其昌，生于1555年，逝于1637年，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是我一生中最为自豪的身份——明代书画家、书画鉴赏家兼书画理论家的称号。我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而人们常常以“董华亭”来称呼我。我曾是万历进士，并在官途上担任编修职位，最终升至礼部尚书之高位，再加上太子太保的荣誉，我谥文敏，这些都是我的荣耀。
我对待艺术有着极高的追求，不仅擅长书法，还广泛学习魏晋唐宋诸名家的作品，以此为基础，又能独立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在行书方面，我倾向于古淡潇洒；楷书则融入颜真卿之率真韵味；草書則植根於颜真卿《争座位》、《祭侄稿》，并且兼具怀素之圆劲和米芾之跌宕。这让我被后人尊称为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齐名的“明末四大书家”。我的影响力在明末清初的书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我对于绘画也有独到的见解，将其分为“南北宗”，而推崇“南宗”作为文人的正脉。自己曾说过：“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后来成为了许多学者奉承信条。
我的传世作品如《云山小隐图》卷，在故宫博物院展览，《遥山泼翠图》轴，则藏存上海博物馆等地。而关于我的墨迹，有多部著名作品，如《论画册》、《唐人诗卷》、《琵琶行诗卷》、《前后赤壁赋册》，其中尤以《前后赤壁赋》的纸本墨迹最受瞩目。这是一件行简体的小品，每幅纵27.4厘米，横18.8厘米，一共15幅，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我笔下的结体宽绰，与李邕相仿，却又不强作恢弘；笔势潇洒随意，与米芾同类，但却略去变化走向简约个性特点。
值得赞叹的是，即便如此深厚的地道功底与个人特色相结合，我始终能够表现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形象，没有任何虚伪或模仿他人的痕迹。通过这些实践，无疑证明了一个艺术家的个性和独立精神。我所留下的每一笔每一划，都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话语，它们穿越时空，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