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天才，文追韩柳，诗似杜甫。他的相貌堂堂，福缘深厚，如同唐朝名相李德裕，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政绩卓著，处事机敏，一路升官两度担任宰相，前后共七年。但是，他在历史上却被打上了“奸臣”的标签。
丁谓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天禧三年，也就是公元1019年，他第二次出任副宰相。与此同时，又有人拜相，那就是寇准。在一次共同进餐时，由于饭粒汤水沾上了寇准的胡须，丁谓急忙帮他擦干净，但寇准却说：“参政乃国之大臣，为长官拂须耶？”这句话成为了“溜须拍马”的典故，不管是出于尊重还是拍马，这句话让丁谓感到尴尬，并且对寇准怀恨，在之后的斗争中击败了他，把他贬到了海南。
在宋朝士大夫眼里，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高，对皇帝则严厉要求，因此丁谓想要改善皇帝居住条件并非没有道理，但这一举动最终得罪了掌握话语权的人们。这种斗争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暴力手段，但占据优势后会排挤对方阵营的官员，这种现象在北宋频繁发生。而利用迷信讨好皇帝也是当时常见的一种行为，即使像寇准这样的正人君子也曾装糊涂，用伪造的天书讨好皇帝。
然而关于丁谓所做的事情，说起来并不算什么。他的才能远超其他人。他机敏聪颖，“书过目辄不忘”，几千字文章只看一遍便能背诵，是个真正的大才子。在北宋诗新运动中，他被认为是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的才能和地位。
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他的聪明机灵。一件是在回答皇帝的问题，当时问的是唐朝酒价，每斗三百铜钱，而丁谓迅速回答说：“每斗三百。”答案来源于杜甫诗中的“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另一件是在钓鱼场合，当时皇帝和妃子一起钓鱼但没捉到鱼，只好早早收工，被迫离开，让他们感觉很没面子。于是丁谓赋诗：“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这样的智慧和文学功底，让人称赞不已。
至于处理突发事件方面，无论是西南少数民族叛乱还是其他紧急情况，都能应对自如地解决问题。这都展示了一个能力超强、处理问题能力极强的人物形象。不过，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些评价，看看是否真的如此黑白分明。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把他定性为奸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