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受到父辈影响，深厚的戏曲兴趣促使我早年毕业于浙江四明会计专科学校，并进入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计核局工作。业余时间，我有幸学习谭派名师陈秀华的《捉放曹》，并与京剧界的知名人士如溥侗、朱素云、孙菊仙、赵子敬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曾经不懈地听取京华名角的表演，同时也积极撰写剧评和剧讯。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我开始著手撰写《燕尘菊影录》，记录伶人的生平事迹。而在十五年后，我编著了《菊部丛谈》，这本书由大东书店出版，得到了梅兰芳先生题签书名，贾璧云先生画封面。该书深入探讨了清朝末期“歌剧之趋势”、“伶工之派别”及“艺术之源流”，内容翔实丰富，为中国戏曲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此外，在二十四年前后的某个时期，我担任过主编职务，编辑发表了《武进商报》的“戏剧特刊”。在上海交通银行期间，与张古愚等人合作编辑了多份关于戏曲的话题性期刊，如《戏剧旬刊》、《十日戏剧》等。在此基础上，又担任上海《半月戲劇》、《戲劇旬刊》的编辑工作，以肖伧、倩倩室主、玉泓、霜红、天隐庐主人等笔名，为这些媒体撰写了超过千篇以上的剧评文章。我与冯小隐、冯叔鸾以及郑过宜齐为一时所称道，被誉为“四大评剧家”，又被尊称为“四大金刚”。抗战胜利后，我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告伶界及梨园界》，力挺那些坚守民族气节，不演坏戏的人物，如程砚秋和梅兰芳，他们的事迹对整个戏剧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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