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年轻时就开始自己尝试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摸到了音乐的窍门。那时候我喜欢做竹笛，下放时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期间各地都在演“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着考大学，但家里反对我从艺。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团里的表演需要，我开始尝试作曲，没有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我21岁就可以写出小戏，作曲、配器、指挥都能独立完成。当恢复高考后，我考大学的想法又开始萌动了。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竞争非常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层层考试作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氛围特别好，我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为自己，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毕业后，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走上专业黄梅戏作曲道路。

1991年推出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在为《红楼梦》作曲时，最多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其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吸收了一些淮剧元素，把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我说：“在这里，突然的张弛和突然的停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来打造。”这部戏剧获得较高评价，也因此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而1998年创作并引起轰动的是《秋千架》，更证明了我有着把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超强实力。我发挥黄梅戲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美国百老汇音乐剧艺术特色，为当代戲注入娱乐喜劇性。《秋千架》成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試驗”，成為戲劇創作者界“前衛”的代表，被看為是“很好的叛徒，有很好的继承者”。

除了进行戏剧创作之外，还进行学术研究。我主要论著论文编著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并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一種吴楚文化、一種質朴文化、一種青春文化、一種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寶貴財富，但是要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現在是一個多元時代，藝術需要有一個性，有地方性，要更多嘗試，更廣泛探索。”

其主要作品包括：黄梅戏舞台剧《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黄梅影片《徽商情緣》、《母老虎上轎》（母老虎）；黄梅电视连续剧《貂蝉》（貂蝉）；儿童话谜语节目系列项目如男子汉行动（男子汉行动）。曾获单项奖包括：文華獎（Cultural Department's Textual Research Award）、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华表奖以及飞天奖。而集体荣誉还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以及国家文联第八届中国影视节优秀导演奖。这一切让我深刻认识到，在这个快速发展变化年代，我们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人们需求，同时传承并弘扬我们的民族艺术遗产，让它更加现代化与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