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前夕，面对社会动荡和党起事的威胁，杭州的绅商两界必须找到维护秩序和防范潜在危机的方法。武昌起义爆发后，这种紧迫感更加强烈。为了恢复社会治安，绅商们决定共同筹办民团和商团，以此作为自救行动。
10月21日，《申报》报道称：“因买金卖金、纷纷取现，存款为之一空。”这表明了当时杭州市面的货币流通问题严重。当天晚上，大清银行联合浙江兴业银行等三家银行呼吁商务总会请求巡抚再放藩库存项，以缓解这一紧急状况。
随着金融形势的恶化以及恐慌心理的加剧，当地人民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焦虑。《时报》报道称：“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民间人心惶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同盟会成员开始秘密策划起义，他们计划先占领杭州，然后进军上海和苏州。
尽管如此，由于官府内外矛盾激化，无力应对局势变化，加之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力量的介入，最终导致了筹办民团和商团的事业失败。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辛亥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城市面临社会变革时反应方式及动员方式的差异，也反映出当时“绅商”群体的心理状态及其试图自救的一系列尝试。此刻，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事件，为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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