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朱厚熜，是兴献王朱佑杬的次子，从小聪明过人，父亲亲自授予我书史，让我学习《孝经》、《大学》以及治国理政的知识，我重视礼节，对待国家大事总是有自己的主见。在入宫前，我与礼部就有一些分歧，再登基后，在尊崇父母的问题上与礼部和朝臣又发生了争议，这被称为“大礼议”，经过两年的讨论，最终以我的意志为准，这些事件都展示了我从少年时期起就有的刚愎自用、专横暴虐的一面。
当初，我对国事还比较关心，不仅进行了新君常规的大赦、减免税赋、减少贡品和救灾，还努力打破内监擅权和败坏朝政的局面，并下令清理庄田，将皇亲国戚侵占的土地退还给民众。但这种积极态度并没有持续久远，一年之后，就出现了很多不利于我的奏折。尤其是在“壬寅宫变”中幸免一死后，我开始变得神秘兮兮，搬到西苑，沉迷炼丹和修道，与几个道士一起信仰一些邪说，二十多年里几乎不再参与国家大事，使得首辅严嵩长时间内无人能制，他在政治上横行霸道二十年，加剧了北方蒙古的侵扰，有识之士无法发挥作用，有些甚至遭到了屠杀。此外，在宫廷内部外建造大量建筑，也加重了百姓负担，使得国家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物，即便我避居西苑二十多年，却始终掌握着整个明朝的财经、军事和民生大权。我虽身处封建社会，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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