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沈炼（1506年—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一介书生，以明代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为我的故乡。《明史》中有着关于我的传记。
嘉靖十七年（1538年），我考中进士的荣誉，让我得以担任溧阳、荏平、清丰县令。在这段时间里，我以清廉著称，深受民心所向，其政绩也在当时颇具影响力。
然而，在嘉靖二十九年的冬天，当蒙古瓦剌军入侵，威胁到了京城时，我和其他文武百官被召集商讨退敌之策。朝廷内外一片混乱，而没有人敢于发言。我一直到午时前，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议解决办法。当赵贞吉提出用金银丝绸招募军队，并亲自重赏勇猛之士的建议时，我极力支持他的意见，并对此进行了补充。但是，当夏邦贤斥责我说：“文武重臣没说话，你一个小小的官员瞎说什么？”的时候，我感到无比沮丧。
最终，我们共同提出的主战不降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不久之后，敌军撤兵。此刻北方边患正处于紧张状态，而严嵩父子却擅权欺上，这一切让我心急如焚。我在朋友家饮酒之际，对国家大事感到无限感伤，便即兴写下奏疏，将严嵩父子的十大罪状揭露无遗。但结果是我被皇帝责令廷杖，并被贬至塞外保安州种田生活。
在保安州种田期间，一位商人慷慨地提供了居住空间给我，还有里长帮助解决了柴米问题。而与同乡及里人交谈，以及撰写诗篇，都让我的情感得到释放。在其中一首名为《塞上感怀》的诗中，我这样表达：
沙塞黄花带雪开，
谪臣中酒坐徘徊。
睢阳骂敌心偏壮，
上国思君意未灰。
南北风尘常按剑，
乾坤气序更含杯。
醉醒数把春秋看，
还有程婴救赵来。
随后几年的岁月里，即使身处异地，但对于杨顺等人的背信弃义行为，也不能视而不见。我给他寄去两首诗，措辞尖锐批评他们的行径。但杨顺却阴谋杀害我，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1557年的那场惨案结束后，只过了一年多，他还杀害了我的次子，并派人捉拿我的长子沈襄，为非作歹至此。这一切都由吴时来的告密揭露出来，最终导致杨顺和路楷遭到追捕，而沈襄则获得自由。不过直到严嵩父子的倒台，再加上穆宗隆庆元年的平反昭雪，才算是恢复了一些公正。在熹宗天启初年，他们追谥号忠愍，是对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弥补。
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有时候即便是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难逃命运的手掌。然而，就像那句老话所说的，“英雄死后千秋英”，虽然生命短暂，但影响永远不会消散。而作为沈炼的一份子，无论是在江湖还是在历史面前，我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用我们的方式去讲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