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早年就开始自己试着弹奏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学会了一些音乐的技巧。我当时特别喜欢做竹笛，在放假的时候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后来各地都在演“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考大学，但家里反对我从艺。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要，我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欢迎，这让我的自信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在21岁那年，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作曲、配器、指挥的小戏了。恢复高考后，当我再次萌发了考大学的愿望时，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刚好招生。我通过层层考试，最终成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那里的学习氛围让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不仅是我为自己，更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
毕业后，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走上了专业黄梅戏作曲的道路。在1991年推出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中，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那时候，为《红楼梦》作曲时，最让我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让其有时代感，与时俱进。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融入了一些淮剧元素，将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这部戏在音乐创作上获得较高评价，也使我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而1998年的《秋千架》，更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能力。我充分发挥黄梅戲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美国百老汇音乐剧艺术特色，为当代戲注入娱乐与喜劇性。这部作品成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而我成為戲劇創作者界中的“前衛”代表，被看為非常好的叛徒也是非常好的繼承者。
除了进行戏剧创作外，我还致力于学术研究。我的主要论著、论文包括《黃梅戲通論》的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的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並曾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吳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寶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一個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有個性，有地方性，要有更多嘗試，有更多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