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显得格外贫乏。中学时代，我开始自学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技巧。我当时最喜欢制作竹笛，放假时还会抓蛇，用蛇皮蒙上胡琴。期间，每个地区都在演出“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发现并带来的。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家里却不支持我从艺。尽管不是自己的选择，我还是“偶然之间”进入了剧团，一名鼓手的角色。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求，我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欢迎，这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在21岁那年，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作曲、配器和指挥的小戏。此后，当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再次燃起报考大学的梦想。在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设招生，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经过层层选拔，最终作为安徽唯一一位学生被录取，并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人。“上海音乐学院的氛围非常好，当时我觉得肩上的责任极重，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提升中国音乐。”毕业后，即使有机会留校工作，但我选择回到岳西，从事专业黄梅戏作曲。

1991年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那时候，为《红楼梦》编谱的时候，最让我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具有时代感与进步。在音乐方面，我融入了一些电声音乐元素，还借鉴了淮剧，以宝玉黛玉情节的心理活动进行层次展开。我说：“这里面突然出现的张弛和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而这正是我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打造出来的。”这部戏获得了较高评价，并让我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而1998年的《秋千架》，更证明了我将其他音韵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我利用黄梅戲的情感特点，同时借鉴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将娱乐性与喜剧性融合于其中，使之成为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而我成为了戲劇創作者界中的一位前衛者，被視為「好的叛徒，也是一個好的繼承者」。

除了創作戲劇外，我還從事學術研究。我的主要論著包括：《黃梅戲通論》的音樂部分、《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吳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寶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有個性，有地方特色，要嘗試更多，更遠行。今我們民族藝術遇到了空前的壓力。我真切地感到青年人對於中國古典藝術輕視與遠離。如果我們怎麼與青年人對話？不能只滿足於古典藝術老腔老調，而應該進行創新。 作曲家應根據劇本及觀眾需要選擇適宜方式方法，要常變常新。”

其主要作品包括：黃梅戲舞台劇《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影片《徽商情緣》（）、電視版《貂蝉》（）、兒童節目《男子漢行動》（）。曾獲獎項包括：文華大獎（2次）、國家級表彰華表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2次）等集體榮譽單位，其中個人榮獲過多個專業獎項，如中國文聯第八屆中國節最佳音樂創意賞等。但即便如此，他仍認為現在面臨的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我們如何說服年輕人關心這種傳統艺术？”他說，“不能只是重複那些歷史悠久但是已經過時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