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显得贫乏无比。中学时代，我开始尝试各种乐器，如二胡、口琴和笛子，逐渐掌握了一些音乐技巧。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做竹笛，还会抓蛇，将蛇皮剥下来用来蒙胡琴。期间，当地演出“样板戏”，岳西剧团扩招，我几乎被他们发现并带进了剧团。我当时成绩优秀，家人也希望我考大学，但我却不经意间成为了一个鼓手。
为了剧团需要，我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欢迎，这增强了我的信心。在21岁时，我已经能独立完成小戏的作曲、配器和指挥工作。当恢复高考后，我的梦想再次浮现。在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课，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层层选拔成为安徽唯一入学者，在上海学习，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共研。
毕业后，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从此走上了黄梅戏作曲的道路。1991年的《红楼梦》是我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为其创作时，我思考如何融入时代感与现代性。我吸收电声音乐元素，并借鉴淮剧，为宝玉的心理活动打造了复杂的情感表达。这部作品获得较高评价，并让我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秋千架》的成功更是证明了我将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的能力。我利用黄梅戏抒情特点，同时借鉴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风格，为当代戏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这使《秋千架》成为了中国地方戲与音乐劇结合的一个新尝试，而我成了这领域的一位前卫代表，被视为“很好的叛徒”、“很好的继承者”。
除了创作工作外，我还致力于学术研究。著作为《黄梅戏通论》中的音乐章节、《程长庚对京剧音乐贡献及其对安徽皮黄腔合流影响》、《黄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以及参与编撰《中国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及主编岳西高腔分支。此外，“现在我们的民族艺术面临空前的挑战，我们必须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