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年少时便开始自己尝试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摸索到了一些音乐的窍门。“我当时喜欢做竹笛，下放时还喜欢抓蛇，抓住后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期间各地都在演“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着考大学，但家里却反对我从艺。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最终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剧团表演的需要，我渐渐地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的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21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写出小戏，作曲、配器、指挥都能独立完成。当恢复高考后，我考大学的想法又开始萌动了。在1981年，当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时，竞争非常激烈，但我通过层层考试，最终作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师承学艺。“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氛围特别好，我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为自己，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

毕业后，我放弃了留校机会，回到岳西，用专业知识来传承黄梅戏。我1991年的作品《红楼梦》更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之作。当那时候为《红楼梦》作曲时，最让我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其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吸收了一些淮剧元素，把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我说：“在这里，有突然张弛与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在这里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来打造。”这部戏剧获得了较高评价，也让我得到了“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而1998年的《秋千架》，更证明了我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我充分发挥黄梅戏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美国百老汇音乐剧艺术特色，为现代戲曲注入娱乐喜剧性。这场景成了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試驗，而我成為戲劇創作者界中「前衛」的代表，被看為「很好的叛徒」，也是一個「很好的繼承者」。

除了进行戲劇創作之外，我還進行學術研究。我的主要論著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

黄梅文化是吴楚文化、质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经典是黄梅戏宝贵财富，但是要想发展就不能仅仅依赖于经典剧目。在多元化时代，我们艺术需要有个性，有地方性，要更多尝试，更多跋涉。而现在我们的民族艺术遇到了空前的压力。我真切地感觉到年轻人对我们这些古老艺术形式轻视和远离。如果我们如何与年轻人对话？不能光满足于古老艺术形式的一贯调式，而应该创新。 作为一位创作者，我们应该根据剧本以及观众需求去选择适合方式方法，以常变常新来更新我们的表达方式。

至今为止，其主要作品包括：舞台版《红楼梦》、《秋千架》、《风雨丽人行》、《孔雀东南飞》；影片版《徽商情缘》、《母老虎上轿》；电视版节目如 《貂蝉》、《朝霞满天》，还有儿童节目 《男子汉行动》，以及许多其他歌舞作品。此外，还曾获单项奖项如：国家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国家广电总局华表奖及飞天奖。此外，又荣获集体项目奖励，如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及国家文联第八届中国戏事优秀表现颁发给予此类荣誉，以此证明其对于传统美术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