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生物脱氮研究的国际难题，推广我的新技术到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的污水治理工程。微生物催生了奇妙的反应，而我则从中揭开了水污染治理的密码。我在2019年度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了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20多年的科研之路所得。在台下走上颁奖台，我深知这背后是无数汗水和坚持。
跨学科研究让我灵光一闪。我将生物技术应用于环境工程，一定会找到一个突破口。我就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我的跨学区背景很重要，它开拓了我的科学创新思维。
我横跨化工机械、工程力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后。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我从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基本概念开始，一边看教材，一边做实验。1996年，我锁定环境工程作为研究方向，在导师方汉平教授指导下进入这个领域。
早在80年代，我就注意到了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问题，但传统工艺同步脱氮除磷效率低，往往还需化学药剂。这时候，跨学科研究让我灵感迸发。只要适当条件下，微生物可以繁殖出数十亿个个体。我相信，将生物技术应用于环境，可以找到解决方法。
通过脱氮微生物，我发现了一种神奇功效，但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现象，即有微生物能以氨氮为电子供体、硝氮为电子受体实现转变，为“硝反硝”反应命名。此乃近20年来风靡学术界厌氧氨氧化反应，但那时找不到相关文献，使其未能及时发表论文。
1998年，我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电子计量法，此后10年间不断研究，最终解决了120余年难题，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基础。此外，由于超前性，在相当长时间里遇困难，不过即便倒贴也未退缩过面对质疑声，也未中断过。他主动找设计院合作，使理论迅速成为图纸，被应用于全国20余省区实际工程中取得巨大经济效益与环保效果。他主持研发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是继宋宝安院士之后第二人。
他眼中的“创新链条”，涵盖科学理论创新、原理创新、工艺创新设备研制装备研发示范产业化等环节。他认为，有价值成果要先实现六化才能实用。对于服务社会，他认为，要敢于走出书斋实验室，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贵州，他踏遍85个县市区，对农村污水处理提出方案获得国家重点支持。而他对西部地区60多年的农村处理资源化技巧困扰的问题提出了重要方案取得重大成果，为西部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在威宁草海，他带领团队提出方案促进湖泊保护工作并成功实施，以此擦亮高原明珠并推动截流净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这位实用主义者认为，如果不能直接服务社会，就不应存在价值。而他的团队超过80%课题是在现场进行或具有实际背景，这样得到的是实践性强易转用的结果。（张楠 何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