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生物脱氮研究的国际难题，推动了新技术在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中的应用。微生物催生了奇妙反应，我则从中解锁了水污染治理的秘密。我以科技之手绘制美丽中国的图景，为此，我得到了贵州省委孙志刚的手中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我的科研旅程持续20多年，从台下走上颁奖台，只隔几米，却是我心路历程的一部分。
跨学科研究激发了我的灵感。我相信，将生物技术与环境工程相结合，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我是周少奇，一位贵州科学院副院长。通过跨界思维，我发现了一条创新之路，这也是钱学森先生提倡的人才培养方法之一。在他的回忆中，他认为艺术对科学工作至关重要，它开启了他的创新思维。这就是“跨界”的魅力，对于我而言尤其重要。
作为理工男，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对哲学和历史产生兴趣。在本科到博士后期间，我横跨化工机械、工程力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领域，成为首位在我国发酵工程领域获得博士后资格的人。我将研究方向定在环境工程上。1996年，在香港大学进行环境生物技术博士后研究时，我从零开始学习环境污染与治理，很快就融入其中。
早在80年代，当工业化进程加速时，我注意到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但传统脱氮除磷效率低下需要化学药剂助推。而我，则寻找另一种途径——利用微生物来克服这一难题。当看到微生物如何繁殖并处理有机物质时，便灵光一闪：或许可以用微生物来处理氮磷。
通过实验验证，这个想法成为了现实。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中发现硝反硝反应，即有微生物将氨气转换为硝酸盐，然后再转换回氨气。这是一个全新的过程，也是我命名为“硝反硝”的一个自然现象。但当时无法找到相关文献，所以未能及时公布论文。
经过1000余天夜以继日地追踪这个现象，最终提出了电子计量理论，并建立了一系列电子计量方程和系统计量模型，为120余年的国际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此后的10年里，我不断深入研究，不断摸索，最终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被誉为“活着最伟大的科学家”。
面对困境，不畏挑战是我不变的情怀。不仅如此，在设计院和企业合作方面也展现出我的积极态度，使理论迅速转变成实际应用，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环保效果。2009年，“含氮有机废水生物脱氮新技术与工程化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7年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是继宋宝安院士之后第二位获得该荣誉的贵州人。
对于我来说，“大地才是真正的实验室”，因为只有服务于社会的问题才能体现出科研价值。“六化”（即工艺化、设备化、装备化、工程化、产业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是衡量一个科技成果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而不是只停留于纸张上的知识点。我主张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实践检验真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类发展的大潮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