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生物脱氮研究的国际难题，推广我的新技术到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微生物催生了奇妙的反应，我从中破解了水污染治理密码。在2019年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获得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科研之路走了20多年，从台下走上颁奖台，只有几米之遥，但我的工作却影响深远。我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
跨界科研让我灵光一闪。通过脱氮微生物，我率先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里看到了神奇的功效。但当时的传统理论和教科书无法完全解释我看到的现象。我将其命名为“硝反硝”反应，这正是近20多年来风靡学术界的厌氧氨氧化反应。
1998年，我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理论——生物脱氮电子计量学。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和摸索，解决了国际上120余年的难题，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从未退缩过。
我主动找设计院和企业合作，将理论变成了图纸，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新工艺被应用于全国20余个省区，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我主持研发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成为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得主。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我看来，科研成果如果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就不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我不仅要写论文，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挂职期间，我踏遍85个县市区，在污水处理技术推广示范和产业化应用上，大展拳脚。
针对西部地区60多年的农村污水处理与资源化技术难题，我提出创新方案并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支持，为西部农村污水处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在贵州，“大生态”战略行动中，我打响了一系列漂亮仗，其中包括威宁草海之役。现在，威宁草海再次恢复碧波荡漾，这让我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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