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生物脱氮领域的难题,推广应用于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微生物催生了奇妙反应,而我则从中解开了水污染治理的密码。在2019年度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荣获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科研之路走了20多年,从台下走到颁奖台,只有几米之遥,但我的工作却影响深远。我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
跨学科研究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将生物技术应用于环境工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横跨化工机械、工程力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专业,是我国发酵工程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之后,我将研究方向锁定在环境工程上。
1996年,我到香港大学从事环境生物技术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在导师方汉平教授指导下,我从基本概念开始,一边看教材,一边做实验,不久就入门。早在80年代,我就注意到了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问题。但传统工艺同步脱氮除磷效率低,而且往往还需化学药剂,这容易造成新的污染。
面对这一难题,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时候,跨学制让我的灵光一闪。我相信,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于环境工程,就能找到解决方案。通过脱氮微生物,我率先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里发现神奇功效,但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1998年,在1000多个日夜实验和分析后,我提出了“硝反硝”反应,并提出电子计量法。这一理论为国际上120余年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为环境污染治理与控制提供基础。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和摸索,获得了一系列电子计量方程和系统计量模型。
虽然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始终坚持不懈,最终证明自己。通过设计院与企业合作,将理论变成了图纸,由此衍生出新工艺,被应用于全国20余个省区实际工程中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环保效果。
2009年,“含氮有机废水生物脱氮新技术与工程化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去年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使得成为继宋宝安院士之后贵州第二人。在创新的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六化”才能实现实用性,让成果转化为社会共享资源。
服务社会意味着要敢于离开书斋实验室,把论文写在地面上。大地才是真正的地验室。在2002年的挂职期间,当时城市污水处理建设刚起步时,以及2012年的来贵工作期间,都参与并推动解决西部农村污水处理的问题。在威宁草海濒危时期,我们提出的创新方案促使其再次呈现碧波荡漾景象,这让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