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那些事儿的编织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们的衣着不仅是功能性的遮蔽物，更是文化与社会意义的载体。沙勿略神父和利玛窦等人穿上新衣裳，不仅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自然环境的伤害，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易服来融入当地社会，展现出对东方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沙勿略神父作为第一个到达日本并易服的人，他最初保持着欧洲修道士传统的服饰习惯，但随着他对日本社会深刻体验而改变。在拜访大内义隆时，他换上了天主教神父祭祀时才穿上的隆重服饰，大内义隆对他的服装赞赏备至，这表明了外表上的华丽装饰能够提高威望，并且在异国他乡也能起到沟通桥梁作用。
利玛窦则是在1583年进入中国后，开始学习汉语并逐渐适应中国文化。他以儒学为榜样，以此融入中国官僚阶层，并多次易服以适应不同的社交场合。他的行为象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的重大意义，而他的“合儒、补儒”之举，也反映了他试图通过改变形象来获得在异地生存及传教所需的通行证。
戚印平教授指出：“利玛窦易服背后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关于个人身份转变和跨文化交流的一课，也是一段关于如何在异域生存与传播信仰的小小传奇。” 利玛窦之所以能够成功融入中国社会，是因为他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规范，甚至思想方式，以达到“为了上帝争取人心”的崇高理想。这一过程中，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还影响到了周围人的看法，最终成就了一段历史上的特殊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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