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受到父辈影响，深厚的戏曲兴趣促使我踏上这条道路。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进入中国银行总行任职。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我向谭嗣同先生门下学习《捉放曹》等经典剧目，并与伶界知名人士如溥侗、朱素云、孙菊仙、赵子敬等结为好友。我不仅常去听京华名角演出，还积极撰写剧评和剧讯。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开始着手编写《燕尘菊影录》，记录了许多伶人的生平故事。十五年后，我完成了《菊部丛谈》的编著，这本书由大东书店出版，并获得了梅兰芳先生的题签和贾璧云先生的插画。我在这本书中深入探讨了清朝末期戏曲界的情况，以及艺术发展的一些趋势和派别。这本书收集了一批珍贵资料，对于戏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二十四年前后，我担任过《武进商报》的主编，在“戏剧特刊”一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期间，与张古愚先生合作编辑了《戏剧旬刊》、《十日戏剧》等多份期刊。此后，又曾担任上海《半月戏剧》、《戲劇旬刊》的编辑，以肖伧、倩倩室主、玉泓、高霜红、高天隐庐主人等笔名，为各类报刊撰写过千余篇剧评文章。我与冯小隐、冯叔鸾、郑过宜并称“四大评剧家”，也被誉为“四大金刚”。抗战胜利后的一个时期，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告伶界及梨园界》的文章，力挺那些坚持民族气节，不演坏戲的人物，如程砚秋和梅兰芳，他们的事迹对整个戏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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