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年少时便开始自己摆弄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学会了一些音乐的技巧。“我当时喜欢做竹笛，下放时还喜欢抓蛇，抓住后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那时候各地都在演“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着考大学，但家里反对我从艺。尽管不是自己的选择，我最终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要，我渐渐地开始尝试作曲，没有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的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当我21岁的时候，就可以写出小戏，全程作曲、配器、指挥都能独立完成。恢复高考后，我考大学的想法又重新浮现。1981年，当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时，我通过了层层考试，只身一人代表安徽地区成为一名学生，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共学。在那里，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不仅是为自己，更是要为中国音乐贡献力量。
毕业后，即使有机会留校求学，但我选择回到岳西，从此走上了专业黄梅戏作曲的人生道路。那一年，我们推出了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这部作品是我参与创作的一份重要贡献。在为《红楼梦》编排音乐时，我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它具有时代感，与现代同步。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元素，还融入了一些淮剧特点，把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展开。这部作品在音乐创造上获得了高度评价，而我也因而荣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随后的1998年，在推出《秋千架》这部作品中，再次证明了我的能力。我将黄梅戏的情感特质与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结合起来，为当代戲曲注入娱乐和喜悦之美。《秋千架》成为了地方戲與音樂劇融合的一个试验，让人认为我是戲劇創作者界中的先锋，也是一位好的叛逆者，是對傳統藝術有新的理解與發展。
除了进行戲劇創作工作外，我還致力於學術研究，以論著、《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為例，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我深信黃梅文化具備吴楚文化、質朴文化、高雅青春以及通俗易懂四重性，它不僅包含經典，也應該不断创新以适应多元化时代。而面對民族藝術遇到的挑戰，要讓年輕人重新關注這個古老而偉大的藝術形式，便需我們勇於創新，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方式。
至今為止，其主要作品包括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秋千架》、《风雨丽人行》、《孔雀东南飞》；影片 黄梅歌舞 《四季美人》、《美江南》，儿童话 《男子汉行动》，并获得多个奖项：单项奖有国家级文华大奖、二次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集体奖包括国家广电总局华表奖、三次飞天奖。此外，还有一系列省级或市级荣誉称号，为这一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力与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