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国际上生物脱氮研究的难题，我的新技术应用于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我发现微生物可以催生奇妙的反应，就像古埃及人用微生物做出美味面包一样。9月3日，我在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以科技之手描绘美丽中国。
我的科研之路走了20多年，从台下走到颁奖台，只有几米之遥，但我的跨学科背景让我灵光一闪。作为理工男，我从中学时代就对哲学、历史感兴趣。在本科到博士后期间，我横跨化工机械、工程力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专业，成为我国发酵工程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
1996年，我在香港大学从事环境生物技术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在导师方汉平教授指导下，从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基本概念学习起，一边看教科书，一边做实验，很快就入门。早在80年代，当我国开始新一轮工业化进程时，我就注意到了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
面对污水中氮磷处理这一技术瓶颈，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时候，跨学期研究让我灵光一闪。我相信，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到环境工程上，一定会找到一个突破口。通过脱氮微生物，我率先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里看到了神奇的功效，并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理论——生物脱氪电子计量学。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和摸索，相继获得了一系列电子计量方程和系统计量模型，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虽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过即便到了拿工资倒贴科研份上，也没有退缩过。我主动找设计院和企业合作，使得理论很快变成了图纸，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新工艺被应用于全国20余个省区实际工程中，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009年，“含氮有机废水生物脱氪新技术与工程化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去年，被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这也是继宋宝安院士之后贵州第二人。我认为“六化”是值得追求的事业，要服务社会，就要敢于走出书斋和实验室，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2012年6月，被选派为广东来的紧缺高层次人才，对抗西部地区60多年的农村污水处理与资源化难题提出解决方案，而取得重要突破，为西部农村污水处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在贵州，“大生态”是我接连打不少漂亮仗，其中包括威宁草海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