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显得格外贫乏。中学时期，我开始尝试着自己弹奏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地也学会了些许音乐技巧。“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做竹笛，上学时还常常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期间，每个地方都在演绎“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捡来的。”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考大学，但家里却反对我从艺。尽管不是自己的选择，我还是“无意中”进入了剧团，成了鼓手。

为了剧团表演的需要，我渐渐地尝试作曲，不料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们欢迎，这让我的信心大增。在21岁的时候，就能独立完成小戏的作曲、配器和指挥工作。恢复高考后，我的梦想再次浮现出头来。1981年，当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时，我通过层层选拔成为华东地区唯一入学者，并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人。“上海音乐学院的氛围太好，我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为自己，而是要把中国音乐带向更好的方向。”

毕业后，即使有机会留校，在校导师的建议下，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从事专业黄梅戏作曲工作。那一年，我们推出了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这部作品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项重要成就。当我们为《红楼梦》编谱时，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赋予其时代感与进步。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元素，还融入了一些淮剧特点，将宝玉在黛玉棺前的心理活动逐层展开。我说：“这里面的突然张弛和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是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打造出来的。”这部作品在音乐创作上获得了高度评价，而我也因而获得了“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是《秋千架》，更加证明了我的能力——将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这部作品充分发挥了黄梅戏的情感特性，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美国百老汇音樂劇艺术特色，为现代戏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这一结合成果，让《秋千架》成为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並让我成為戲劇創作者界中的「前衛」代表，被视为「很好的叛徒，很好的繼承者」。

除了进行戲劇創作之外，我還進行學術研究。我主要論著、論文及編著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一種吴楚文化、一種質朴文化、一種青春文化、一種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珍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一個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有個性，有地方性，要有更多嘗試，有更多跋涉。在我們民族藝術面臨空前的壓力時，我真切地感受到年輕人對於古典藝術輕視與遠離。我們怎麼樣與年輕人對話？不能只滿足於古典藝術舊調，而應該創新。此外，加强与青年群体沟通，对话，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们需求，使我们的艺术更加贴近生活，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至今為止，其主要戲曲音樂作品包括：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秋千架》、《风雨丽人行》、《孔雀东南飞》；黄梅影片《徽商情缘》、《母老虎上轿》（合作）；电视版 黄梅 戲 《貂蝉》（合作）、朝霞满天（合作）、平湖秋月（合作）；儿童节目《男子汉行动》（合作）。曾獲個人獎項：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国家广电总局华表奖、飞天奖。而集體獎項則包含：國家級文華大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兩次）、飛天獎、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培養項目優秀成果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