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破了生物脱氮研究的国际难题，推动了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的污水治理工程。微生物催生了奇妙反应，我则从中解锁了水污染治理的秘密。在2019年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荣获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20多年的科研之路。我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以科技之手描绘美丽中国。
跨界科研启发了我的创新思维。作为理工男，从中学时代起对哲学和历史感兴趣。我横跨化工机械、工程力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专业，成为我国发酵工程学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之后，我将研究方向锁定在环境工程上。在香港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时，我从环境污染与治理入门，一边学习一边实验。
早在80年代，当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时，我注意到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面对传统工艺同步脱氮除磷效率偏低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时候，跨学科研究启示了灵光一闪。我相信，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到环境工程，就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
我的跨学区背景恰好发挥作用。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中发现硝反硝反应，这是我意外发现并命名的事物。这正是近20多年来风靡学术界的厌氧氨氧化反应，但当时找不到相关参考文献，所以未能及时发表论文。
经过1000多个日夜实验分析，我提出了生物脱氮电子计量学理论，并获得了一系列电子计量方程和系统计量模型，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理论基础。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最终解决了国际上120余年无法逾越的难题。
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从未退缩过。当外界质疑的声音响起，也没能打断我的步伐。我主动寻求设计院和企业合作，使理论变成了图纸，被应用于全国20余个省区实际项目中取得巨大效益。
2009年，我们主持研发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去年，我们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是继宋宝安院士之后贵州第二人。我看重的是创新链条和生态，因为很多成果走不出实验室，只因为缺乏最后一公里转化，或是“堵点”问题解不开，对于工程而言，有价值成果要实现“六化”，才能最终实用化。大地才是真正实验室，对服务社会，要敢于走出书斋或实验室，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2002年，在被选派到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挂职任局长助理期间，我踏遍85个县市区，在推广示范新技术产业化方面，大展拳脚。在2012年6月至今，由广东引进到贵州工作期间，与团队取得重要突破，为西部农村污水处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在威宁草海濒危案例中，我们提出创新方案得国家支持，如今草海再现碧波荡漾，让我们很欣慰。而通过派驻博士生或硕士生进行现场实验，他们超过80%课题具有实践性与应用背景，更易于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张楠 何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