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年少时便开始自己摆弄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摸到了一些音乐的窍门。喜欢做竹笛，还抓蛇，剥蛇皮蒙胡琴。那时候，每个地方都在演“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

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着考大学，但家里反对我从艺。我最终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为了团里的表演需要，我渐渐尝试作曲，没有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21岁，我就可以写出小戏，作曲、配器、指挥都能独立完成。

恢复高考后，我考大学的想法又开始萌动了。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那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层层考试，被选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在那里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氛围特别好，我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为自己，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

毕业后，我放弃了留校机会，回到岳西，走上专业黄梅戏作曲的道路。在1991年推出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中，当时我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其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吸收了一些淮剧元素，把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这部戏剧在音乐创作上获得较高评价，使我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的《秋千架》，更加证明了我有着把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超强实力。我发挥黄梅戲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和美国百老汇音樂劇艺术特色，为当代戲曲注入娱乐喜劇性。这使得《秋千架》成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成為戲劇創作者界“前衛”的代表，也被看作为“好的叛徒，有用的繼承者”。

除了进行戲劇創作之外，我還進行學術研究。我的主要論著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岳西高腔分支主編。

黃梅文化是一種吴楚文化、一種質朴文化、一種青春文化、一種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寶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一個多元化時代裡藝術需要個性，有地方性，要嘗試更多，更多跋涉。我們面臨的是空前的壓力，這讓我深切感受到年輕人對於我們這一民族藝術輕視遠離問題。他們怎麼樣與我們對話？不僅滿足於傳統老腔老調，而應該创新。我們身為創作者應根據劇本和觀眾需求選擇適合的手法方法，以常變常新來維持作品活力。

我的主要作品包括：舞台剧《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其中兩部獲獎），影片《徽商情緣》（獲獎）以及電視版三部；兒童節目《男子漢行動》（獲獎）。曾獲得單項獎項包括：文華音楽创作奖（获奖两次）、中国文联第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音乐创作为佳、新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授予之最佳原创主题背景电影配乐奖。此外还荣获多项集体奖项，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颁发之五个一工程奖两次以及国家文学艺术基金委颁发之飞天奖等，是该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