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年少时便开始自己摆弄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摸到了一些音乐的窍门。那些日子里，我喜欢做竹笛，下放时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在“样板戏”的盛行期间，每个地方都在演出这些剧目，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着考大学，但家里反对我从艺。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团里的表演需求，我开始尝试作曲，没有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的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当我21岁时，就能独立完成作曲、配器和指挥的小戏。此后，当恢复高考后，我又开始萌动考大学的想法。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那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层层考试，最终作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并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

毕业后，当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的时候，便走上了专业黄梅戏作曲的道路。在1991年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中，是我的参与创作之一当时为《红楼梦》作曲时，我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其具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吸收了一些淮剧的元素，将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我说：“在这里，突然的张弛和突然的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我是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来打造。”这部戏剧在音乐创作上获得了较高评价，而这也让我获得了“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随后的1998年，在创作并引起轰动的一部《秋千架》中，更证明了我有着把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超强实力。我发挥黄梅戲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与美国百老汇音樂劇艺术特色，为当代戲曲注入娱乐与喜劇性。这场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試驗”，使得《秋千架》成為中國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新方向，而我則成為戲劇創作者界「前衛」的代表，被看為「很好的叛徒」，「很好的繼承者」。

同时，在进行戏剧创作之余，也进行学术研究。我主要论著、论文及编著包括：《黃梅戲通論》的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於安徽之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吳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高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寶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一個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個性，有地方性，要更多嘗試，更大的跋涉。”现在我们的民族艺术遇到了空前的压力，我们如何与年轻人对话？不能光滿足于古老藝術形式，而應該创新。

其主要作品包括：黄梅戏舞台剧《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儿童影视节目）；黄梅歌舞《四季美人》（儿童影视节目）；兒童話劇 《男子漢行動》（儿童影视节目）。曾获单项奖：中国文联第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音乐创作用业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次）、国家广电总局华表奖飞天奖等集体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