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山区，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我年少时便开始自己尝试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慢慢也摸索到了音乐的窍门。那个时候我喜欢做竹笛，下放时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样板戏”期间各地都在演出，“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一心想着考大学，但家里反对我从艺。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最终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团里的表演需要，我渐渐开始尝试作曲，没有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很受演员们的欢迎，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我21岁就可以写小戏，作曲、配器、指挥都能独立完成。在恢复高考后，我又开始萌动了上大学的想法。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那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了层层考试，最终作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老师学习。“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氛围特别好，我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为自己，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毕业后，我放弃了留校机会，回到岳西走上了专业黄梅戏作曲的道路。

1991年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当时为《红楼梦》作曲时，我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让其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吸收了一些淮剧的元素，把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我说：“在这里，突然的张弛和突然的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我是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来打造。”

这部戏剧在音乐创作上获得了较高评价，并让我获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而1998年的《秋千架》，更加证明了我有着把其他音樂元素融入黄梅戲中的超强实力。我充分发挥黄梅戲の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劇與美國百老匯音樂劇藝術特色，为當代戲劇注入娱乐与喜剧性。这场《秋千架》成了中國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个“試驗”，我成為戲劇創作者界中一位“前衛”的代表，並被看為是一位對傳統忠實於改變的人物。

除了进行戏剧创 作工作之外 我还进行学术研究。我的主要论著、论文还有：《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并担任 《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吳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寶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一個多元時代，要保持個性和地方特色，更應該嘗試更多樣化的事情。我們如何與年輕人對話？不能光滿足於古老腔調，而應該創新。如果你是一位樂師，你應該根據故事內容以及觀眾需求去選擇適合的手法方法，以此來常變常新。

其主要作品包括：黃梅戲舞台劇《紅樓夢》（Red Chamber）、《秋千架》（The Swing）、風雨麗人行（The Beauty in the Rain）、孔雀東南飛（The Phoenix in the South）；電影版包含影片作品如《徽商情緣》（Businessmen's Love Affair）、母老虎上轎（Mother Tiger on a Palanquin）；電視版則包括系列像貂蝉（Diao Chan）、朝霞滿天（Morning Dew）和平湖秋月（Autumn Moon over the Lake of West Lake）。另外還有一些兒童節目，比如男子漢行動（Men's Action）。曾獲獎項包括：文華創作獎、二屆文華獎、三屆飛天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兩次國家廣電總局華表獎。此外還獲得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廣電總局飛天賞安徽省社科成果三等獎並且榮獲國務院特殊津貼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