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受到父辈影响，深厚的戏曲兴趣促使我从小便对这门艺术充满了浓厚的热爱。1913年，我毕业于浙江四明会计专科学校，并在同年考入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计核局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始终未忘初心，对京剧有着极高的热情。我曾有幸师从谭派名师陈秀华学习《捉放曹》等须生戏，并通过这些学习与伶票两界的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溥侗、朱素云、孙菊仙、赵子敬等人都是我的知交。
我常常去听京华名角表演，并且写下了一些剧评和剧讯。四年间，我开始撰写《燕尘菊影录》，记录了许多伶人的小传。此外，还花十五年的时间编著了《菊部丛谈》，这本书由大东书店出版，梅兰芳题签书名，而贾璧云则为其画上了封面。这本书深入探讨了“歌剧之趋势，伶工之派别、艺术之源流”，内容翔实详尽，为保护和传承我们国家宝贵的戏曲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二十四年的某个时期，我还担任过主编职务，在上海交通银行期间，与张古愚等人合作编辑了一系列关于戏剧的小册子，如《戏剧旬刊》、《十日戏剧》等。而后，又接连担任上海《半月戏剧》的编辑，以及继续参与编纂其他相关期刊。在不同的笔名下，如肖伧、倩倩室主、玉泓、霜红、高天隐庐主人等，我为报刊撰写了超过千篇左右的剧评文章。
与冯小隐、冯叔鸾及郑过宜并称“四大金刚”的我，也被誉为“四大评劇家”。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年，当我发表了《告伶界及梨园界》一文时，它对坚持民族气节，不演出不良作品的事迹，对程砚秋和梅兰芳这样的先辈们给予高度赞扬，这篇文章在戏曲界引起了一场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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