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元朝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帝国，其成立和存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元朝属于中国，这个概念不仅仅体现在其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体现在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当时汉族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
蒙古征服华北地区后，忽必烈在1271年建立元大都，即今北京，将其定为新都，这标志着元朝正式开始了它在中国境内的一段统治时期。在此之前，蒙古人的主要活动集中在草原腹地，他们虽然征服了辽金两国，但并没有真正将自己的政权建基于华北地区。而忽必烈则不同，他意识到了从草原到城镇、从游牧生活到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异，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适应和融合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居民。
首先，在政治方面，尽管蒙古人以武力征服取得了统治权，但他们也认识到必须依靠汉人的知识分子来维持行政秩序。因此，在政府机构中大量招聘汉官，并且对于学者进行考核选拔，以保证政策执行得以顺畅。此外，忽必烈还设立“翰林院”，吸收各方人才参与国家事务，使得整个政府系统更加多样化。
接着，在经济领域，由于汉人的商业技能和农业技术更为发达，因此蒙古人很快意识到了利用这些优势来加强自身经济基础。于是，他们鼓励农民种植稀有作物，如茶叶、丝绸等，同时支持商业贸易活动，让南宋遗留下来的城市成为新的繁荣之地。这一策略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使得原本偏重军事实力的 蒙古势力变得更加稳固。
再者，在文化艺术方面，由于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它吸收并融合了一系列不同的文化元素，其中尤以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跨越地域与民族边界的艺术交流，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精神生活，也推动了各类技艺向高峰迈进，比如马可波罗称赞过的一些金属工艺品就是这个时代产物证明这一点。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宗教问题。在唐代之后佛教曾经非常盛行，而到了宋末明初，一股新的信仰——伊斯兰教兴起。此时，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都被视为一种抵抗外来压力的象征。但由于忽必烈本身就信奉藏传佛教，所以他对其他宗教保持开放态度，为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不仅促进了解放思想，而且也避免出现因宗教冲突而引发的大规模暴动。
总结来说，无论是在政治上寻求稳定的管理方式；在经济上通过积极使用现有的资源；还是在文化艺术上通过兼容并蓄各种成果；以及宗教观念上的包容性处理，大致可以看出，当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他们并不简单地摒弃或替换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而是选择与之相结合，以达到既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又能有效管理这片广袤土地的手段。这正体现出了“元朝属于中国”的意义，即不仅是一种地理位置，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与身份归属感。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开创性的制度改革还是诞生的人文杰作，都让我们今天回望过去能够感受到那份由心灵深处涌出的尊重与敬畏。
